我的西藏之四<xml:namespace></xml:namespace>
2004．5．12
达瓦央宗因为为北京亚运会取圣火火种而名噪一时。我们在西藏的时候，她已是西藏大学的学生。
一帮大小伙子孤身来到西藏，焉能不去亲眼目睹芳容。我同意他们去采访，出发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一辆“212”吉普车里竟挤了七个人。我说：哪用去那么多人？七个人全都傻笑，没人说话，也没人有下车的意思。我只好说：去吧去吧。
几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回来了。一个个无精打采。我问：怎么啦？才知道看见真人，发现原来达瓦央宗并不漂亮。我还不信。后来看了 照片，明白他们说的是实话。
我不能不佩服搞摄像的那帮人，不知他们怎么能看出来？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人，用灯光、角度一处理，会展现出一种无上的圣洁。
当年我们在西藏的时候，拉萨什么也没有。最激动人心的消遣，就是一些单位在周末举办舞会。那时已是1991年，拉萨的夜晚还那么质朴而单纯。前几年，我问西藏的朋友：拉萨是不是早变样了？答复是：当然了，歌舞厅满街都是，小姐出没，和内地一样声色犬马。1991年后，我再没去过西藏。实际的景象，只有等着蒿子来说。
说句实话，西藏的宗教文化太浓重，也给西藏带来了副作用。当时，有人问我：你说这种宗教的力量会不会削减。我说：当然会，因为现代世俗的一切诱惑已经在进入西藏。
但我仍然在想，难道这就是一个更好的西藏？在培育一种文明的活力机制的同时，如何才能保持那种对圣洁的敬畏？
西藏与内地有两个小时的时差，即使是半夜12点，也没到这帮夜猫子睡觉的时间。一大帮小伙子，一到晚上，只有守着电视机，一个一个频道看过去，直到所有的台都只剩下闪动着的雪花。
虽然我是团队的老大，但我也不知道拿什么让这帮家伙打发夜晚。后来我明白没有什么能难住精力旺盛的小伙子。不知怎么弄的，他们和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女军医、女护士成了朋友，彼此你来我往。
也因为认识了这帮女军人，我才知道，女兵，确实是西藏最苦的人。按照部队的规定：女兵如果在西藏结了婚，那退伍、转业就只能留在西藏。所以，无论多孤单、多寂寞，为了能回内地，一般女兵都压抑着情感，不谈朋友。
而我们这帮悠哉悠哉的临时客，充当了她们暂时的慰籍。
我还去过一个边境的哨所，这个哨所离对面的印度哨所只有27.5米，是双方哨所距离最近的地方。哨所位于大山之上。我去的时候，山上开着大朵大朵的高山雪莲，每朵雪莲都有碗口那么大。很奇怪，这些雪莲都是孤独一枝，没有成群成片凑在一起的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
雪莲虽然非常好看，但哨所的条件太苦，我完全没有了观赏的兴趣。那个哨所所在位置海拔很高，一年有一大半时间封山。当道路可以通行的时候，战士要靠背，将全年的给养背上哨所，因为山路条件太差，卡车只能上到半截。粮食能存、燃料能存，可蔬菜呢？所以战士常年只能吃一点味道和口感也没有的脱水蔬菜罐头。能吃一顿新鲜的蔬菜，是全哨所的大事。
哨所没有电视，有也没用，什么都收不到。有一年春节，领导发了封电报：祝春节快乐！哨所回了封电报：告诉我们哪一天是春节？
我们上去的时候，在那吃了一顿中午饭。战士们拿出了最好的东西——蔬菜。而我们，悠哉悠哉的“临时客”，脸皮仅仅厚到敢和女兵泡泡，绝没厚到好意思吃战士们背上来的全年的希望。那一顿饭，吃得我心情很沉重。
中印的哨所各占了相对的两个山包。两个山包旁还有一个山包，上面有一个小亭子。我问过才知道，那是国际邮政交换亭。大山通路的时候，每月两次，中印的邮政人员在那里交换邮件。
看着那个亭子，你也许感到，“国际”，如此一个现代化的名词，其实它背后的含义非常简单和原始。
让我对“现代”再度遐想的场景，是在定日县城。在这里，已经可以看到珠峰。再往南去，就是从北坡攀登珠峰的大本营。
说是县城，其实不如说是个小小的村落。我们在那住了一晚。早上起来，我在“村”里走了走。突然一幅简单的图画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是画在一堵土墙上的图画，一看就是一个孩子的作品，简单的线条，应该是粉笔画的：方头方脑、方手方脚，头上有两根呈“V”字形的天线。啊，孩子画了一个机器人！
定日，远离现代文明，没有电视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孩子是从哪里懂得了机器人的形象？是那些登山的人带来的吗？这个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“机器人”的东西的孩子，内心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？我不可能知道答案，但我被震动了。
我有一个藏族朋友，是搞摄影的，他也写诗。
九十年代初的西藏，刚刚传进八十年代在内地风行一时的现代诗。现代诗在西藏有着更强的影响力。一方面，是现代诗所代表的文化意识与西藏文化反差太大，因而有更强的震撼作用；一方面，西藏文化的精神与现代诗倡导的“直接领悟”极为契合。
我这个朋友的诗都是现代诗，其中有一句让我铭记到今天：
“一只牦牛，在沙发上。”
为什么我一直铭记着这句诗？因为，我意识到，这一句诗，写尽了西藏当今的处境。
1990年进藏的时候，足球“世界杯”正如火如荼。但看不上。因为我们在西藏各地跑，有电视机的地方，几乎没有。某一晚，当领导决定住在江孜（宁静主演的电影《红河谷》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当年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故事）的时候，我们几个随行的年轻人一片欢呼。因为江孜是地区行署、地区党委所在地，那里的招待所有电视；而当晚就是决赛日！
那天，我招呼弟兄上好闹表、早早睡下。半夜三点，我们悄悄爬起来，围在电视机前。可怎么调，屏幕上只有雪花。原来，收不到转播信号。
早在八十年代，就有学者指出：西藏社会不仅表现为比内地更为深刻、更为严重的“二元结构”；而且，现代经济、现代文明的一切因素，在西藏都呈现一种与原有经济、原有文明尚不知如何相融的“嵌入式”。
这就是西藏。
在西藏，少不了看寺院。看寺院，我最大的感受是太不拿珠宝当珠宝。走进任何一个寺院，哪怕很小的寺院，都有在我们眼里值了大钱的东西。可他们就那么放着，也没什么人看着。
我第一次去布达拉宫。正是布达拉宫大规模维修的时候。工作人员从一个一个房间往外搬东西，好多好多的宝贝啊，摆满一地。我问：你们不怕人偷吗？他们一下楞住了，想了一会儿，又回答了我听到过的那句话：神佛的东西，怎么会有人拿呢？
这就是西藏。
我们单位在西藏的分支机构，有不少藏族小伙子。不长的时间，我就发现里面有几个排球打得好。于是我就来了瘾头。我问他们：你们和别的单位打过比赛吗？他们说：打过啊。我又问：哪怎么现在不赛了呢？他们说：因为老输，就没兴趣了。
我知道，他们老输的原因，是没有一个还行的二传手。而这正是我的擅长。
于是我就让他们找人来赛，由我担当二传。果然，我们战无不胜。
人家不服啊！最后是组织了一个拉萨各新闻单位的青年联队，来和我们打。这场比赛就艰苦啦，但好在还是我们胜。
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候，我们藏族主攻手的大力扣杀屡屡被对方拦网封死。我一边尽力传出高质量的好球，一边对那位藏族主攻手高叫：你他妈别扣，吊球啊！
他依然更猛地扣下去。落地后认真地对我说：我们西藏人打球不兴那样。
这就是西藏。
我在西藏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，是一位尼姑。
大昭寺大门两侧，各是一种类似长廊的地方，总有很多的人在那里磕长头。长头，就是要全身趴下、五体着地的那种。磕长头，是为了还愿，数量都是以十万记。以至那两侧类似长廊的地方，木制的地板被磨得锃亮。
那天我到大昭寺。正看见一位尼姑在磕长头。由于磕头的不停运动，脸庞红扑扑的，起起伏伏，鼓鼓的胸脯，一颤一颤。她长得可真漂亮！我一下就被迷住了，没有了任何意识。
她发觉了我在看她，在一次站起来的时候，回过头对我一笑。我一下意识到，原来我就一直那么站在那，呆呆地看着她。
她一笑，我清醒过来，赶紧跑掉。
这就是西藏。
一种文明遭遇另一种文明，会不知所措。
我如此，西藏也会如此！我可以转身走开，西藏，你走不掉！
西藏啊，什么是你的未来之路？
当我带着一帮弟兄返回北京总部时，那位让我们与西藏人民一起去过节的领导，非常满意，因为我们干得不错。满意的表现就是请我们吃饭。领导因为曾经常年在西藏工作，藏语很好。席间，领导问我们：学没学一些藏语？我们正在意气风发的情绪中，想都没想就答：学啦！领导笑眯眯地有说：那就说两句听听。我们这才意识到：一大帮家伙，学的全是上不得台面的脏话。我们全卡在那了。领导鬼黠地笑着说：都一样，都一样。
我们这才放下心来。对领导说：我们给你唱酒歌吧！
一屋子大老爷们，响起豪迈的酒歌……
离别西藏，已经有十几年了。
我仍然会唱西藏的酒歌。
西藏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？我没有答案，只有希望。
直到现在，如果有人问我：什么地方你去了还想去？
我的回答只有一个：那就是西藏。
直到永远。
